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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21-04-11 13:36    文字:【 】【 】【

  欧迪娱乐登录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繁荣面貌,不仅研究主体人数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群。在时代及学术自身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香港在鲁迅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撰写、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境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输入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与世界持续互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时代及历史性影响。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1949年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向海外传播,以及海外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重要桥梁。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完整认识,离不开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全面、系统、深入的历史性探讨。

  1949年前后,随着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及知识分子移居或流亡香港,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一个爆发期,并且此后一直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1949年至1979年三十年间,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研究主体人数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群,在时代及学术自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在鲁迅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现代文学史料及作品的收集和整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撰写、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境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输入、中国现代作家访谈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与世界持续互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时代及历史性影响。然而,尽管改革开放至今已有四十年之久,香港回归也已二十多年,大陆地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忽略或遗忘了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历史。

  虽然早在1986年杨洪承即已发表《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一文,敏锐注意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问题并“综述”20世纪50至80年代初的研究状态,“但由于香港与祖国暂时的隔离”所致学术环境的直接影响,有限的史料使得该文的描述与史实的复杂、多元和丰富性相距甚远。此后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未能取得相应进展,而且被进一步忽略或遗忘。时隔十年的1995年,黄修己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一书中对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了总体否定性的认识和评价:“香港至今还是个现代文学研究很不发达的地区,学界于中国新文学比较隔膜,收集资料工作虽有个别热心者(如李立明)做过,因属起步性的,错漏颇不少。”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古远清在《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一书中,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否定性评价:“在50年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寥寥无几,把它作为一门学科看待的人更是没有。在香港各所大学,均无人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就是说,50年代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也许正因为这样,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一书中,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有所论述,但时隔13年之后的2008年,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一书中,却只字未提1949年之后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5年刘卫国在其《中国新文学研究史》一书中,同样未置一辞。中国现代文学最有影响的鲁迅研究也是如此,张梦阳在他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以及王家平在他的《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中,均未提及香港鲁迅研究。稍一回溯,还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选录资料时尽可能注意国内外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文章”的大型史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汇编(乙种)》,均未收集1949年之后香港的相关研究资料。唐弢、严家炎等人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及简编本、钱理群等人所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初版及修订本、朱栋霖等人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等中国现代文学史著、杨义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等专门史著,均未见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注释或参考文献。相反,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列参考文献中,仅1949至1961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就有11部,外加期刊如《今日世界》及论文等。由此,深信内地不少研究者受其影响,以为1949年之后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过如此。

  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海外相关研究同样如此,至今未见对1949年之后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和认识。曾经参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国现代作家及知识分子仅有曹聚仁、李辉英、徐讦、司马长风、叶灵凤以及姚克等少数几人受到现今香港学界的关注但主要限于其创作,这与1949年之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广泛的世界性影响相比,显然很不相称。

  史实是,仅就香港中文大学等的大学图书馆,和联合、新亚、崇基书院图书馆,以及香港电影资料馆等所藏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来看,如果说1927年鲁迅南行香港之后直到1949年之前,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开始但尚未走向自觉,尤其是与大陆地区还未产生明确的界限,那么,1949年前后随着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及知识分子移居或流亡香港,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及特殊的生活境域中不断展开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历史性成就,主要表现在:

  1.研究主体人数众多。1949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体至少在百人以上,其中仅1948年前后移居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就有大约60人,如果加上抗战爆发以及20世纪60年代前后移居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就更多,其中不少作家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不断发展,香港本土及外来研究主体不断加入其中并由此形成不同的研究群,共同推动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发展。

  2.存在空间巨大。由于言论及出版相对自由,外加美国等境外资助,1949年之后香港的期刊、报纸、出版社数量众多。初步统计,1949至1979年之间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的香港出版社至少有63家之多,报纸、期刊难计其数。此外,台湾地区、东南亚、日本以及欧美等地的期刊、报纸、出版社都曾出版、发表、连载过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著、论文及文章,为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世界性空间。

  3.内容丰富,成就卓越。1949至1979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内容非常丰富,出版、发表了大量专著、论文及文章。初步统计,1949至1979年之间,仅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及文集至少有65部之多,如果加上香港1979年之前撰写1980年之后不久出版,以及在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等地所出版的专著,则数量就更多。论文及文章则无法统计,仅《中国学生周报》、《祖国》周刊、《明报》月刊、《纯文学》月刊(港、台版)、《诗风》、《开卷月刊》、《八方文艺丛刊》以及《华侨日报》、《星岛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论文及文章就有相当数量,其中不少史实和观点至今仍然令人震撼。

  4.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由于言论及出版相对自由,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开始就呈现思想多元,自由论争,共同发展状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接了中国现代文学自由、多元、共存的发展传统。

  5.广泛的世界性影响。由于香港与世界存在广泛的联系,香港的期刊、报纸、图书等出版物在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日本、北美、欧洲等地广泛发行传播,姚克、丁淼等人更是在欧美英文报刊直接撰文,1949年之后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此一开始就与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日本、北美、欧洲等地持续互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时代及历史性影响。

  与现今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由学院派主导的情形有所不同,1949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体不仅人数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群。不同群体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境外联系的密切程度等等都不相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动机、观念、情感、思维方式等等也因此不同,直接决定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元性、复杂性、深度及广度。1949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体大致由这样几大群体构成:

  1.移居或流亡作家研究群。这是指1949年之前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并发表过一定数量的新文学作品、1949年前后移居或流亡香港并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国现代作家所形成的研究群。他们主要是:1948至1952年之间移居或流亡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四十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迫使大量中国知名文艺人士来港暂避”,至少有60位,其中知名作家有姚克、曹聚仁、徐讦、李辉英、黄震遐、慕容羽军、胡春冰、马国亮、柳存仁、宋淇、刘以鬯、张爱玲等等。抗战爆发前后移居香港,“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中国文化人曾经南来香港暂避战乱”,1949年之后仍然居留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主要有叶灵凤、张向天、欧阳天等。20世纪60年代前后移居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主要有熊式一等。

  2.移居或流亡知识分子研究群。这主要是指1949年之前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无直接关系、1949年前后移居香港并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所形成的研究群。这一群体数量众多,其中重要的有司马长风、丁淼、赵聪、夏济安、易君左、黄思骋、赵滋蕃、余思牧、徐东滨、萧辉楷、萧铜、卜少夫、曾敏之、郑子瑜、林曼叔等等。他们从各自的兴趣出发,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出了多方面重要贡献。

  3.香港本土研究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不断引起香港本土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和认识,并由此形成香港中国现代文学本土研究群。所谓本土研究群,是指在香港出生、成长或从大陆移居香港并在香港接受教育,后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体形成的研究群。这一群体的构成较为复杂,主要包括:“大众”研究者。由于期刊报纸众多,1949年之后香港有不少人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1952年《中国学生周报》等期刊杂志创刊之后,参与者更是难计其数。他们的研究有意义但大多未能持续,且多使用笔名,真实身份难以查考,因此只好名之曰“大众”。大中学生。《中国学生周报》等报刊创刊之后,不断有中学生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及论争。1965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建立之后,本科生如古兆申(古苍梧)等人开始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表了数量与质量均相当可观的长篇学术论文,他们的出现是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引人注目的特殊景象,标志着香港中国现代文学本土研究群的崛起。媒体人。这主要是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香港出版社及报刊杂志的编辑记者,如侣伦、胡菊人、古苍梧、黄继持、黄俊东、杨牧、梁秉钧、戴天等。他们既是作家学者,又是媒体人,既有创作体验,又有学者的深刻和媒体人的敏锐,对推进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世界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学院派。这主要是指在香港出生或成长,并在香港或境外接受高等教育,后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大学教学的研究主体。1965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的建立,标志着香港中国现代文学学院派研究开始出现,姚克、李辉英是最初的学院派研究主体。香港本土研究群中的学院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如60年代中期之后的刘绍铭、赵令扬等,70年代的李欧梵、黄维梁、黎活人、卢玮銮、郑树森、梁锡华等,他们是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院派及本土研究群的重要构成部分。香港中国现代文学本土研究群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与香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成为香港本土的重要研究和认识对象,深层影响作为殖民地香港的知识与精神结构和文化归属。

  4.外来研究群。1974年余光中从台湾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任教,标志着香港中国现代文学外来研究主体开始深刻影响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此之前有刘绍铭1968年从美国回“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英文系任教”,“1969年回港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的赵令扬,1970年李欧梵从哈佛毕业回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历史系任教大约两年,之后有1976年“梁锡华到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师”,黄维梁从美国回“中文大学中文系教书”,以及20世纪70年代从美国回中文大学任教的郑树森等,他们共同形成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外来研究群。除余光中外,他们既是香港中国现代文学本土研究主体,更是重要的外来者和学院派。外来研究群的形成,极大拓展和强化了香港与境外的学术联系,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与大陆等其他地区形成质的差异。

  在四大研究群体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1949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多方面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成就。1979年之后随着大陆地区不断改革开放,随着曾经移居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及知识分子陆续移民、退休或离世,重要期刊如《中国学生周报》《开卷月刊》的相继停刊,曾经的盛况不再,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以学院派为主导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与1949年之后大陆地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开始就在意识形态的直接作用下,自上而下以组织的形式迅速普及不同,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处于自由自发状态,即使是1965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之后也是如此,“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学术自身的成就”。1949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并取得多方面重要成就,除研究主体自觉的努力之外,与时代及学术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密切相关:

  (一)时代及政治意识形态影响。1949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虽然没有像大陆地区那样为直接的政治服务而意识形态化,但由于处在冷战时期,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深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主要表现在:

  1.时代转折与研究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选择。政治意识形态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首要影响当是1949年前后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及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面前作出的意识形态选择并由此“瞬间”云集香港,不仅如此,进入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及知识分子“很快就卷入当时美苏两大霸权的冷战对峙”,“在种族、文化而言,大家都是中国人,但一谈到政治便有很大分歧”,这一特点始终伴随着他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此可以说,1949年之后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开始就是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峙与冲突,是影响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时代和社会原因。

  2.境外资助或美国影响。意识形态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影响表现在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直接或间接受到美国的资金支持,也就是意识形态的物化影响,“1950年6月韩战爆发后……由华盛顿幕后支持的‘亚洲基金会’”资助相关机构在香港创办期刊报纸和出版社,出版、发表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论文及文章,如“1951年先后资助人人出版社及友联出版社在港成立”。初步统计,仅友联、亚洲出版社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至少有18部之多。

  3.大陆地区历次政治斗争的冲击。如果说1949年之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美国资助等因素客观上推动了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那么,大陆地区历次政治运动,则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构成了直接冲击。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当是文革爆发不久的1967年3至4月,对姚克及电影《清宫秘史》展开的大规模政治批判,对移居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及知识分子构成了极大影响。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因此进一步引人关注,如“姚克……因其话剧《清宫怨》搬上银幕后遭……批斗而名大噪”,但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却产生了挫折性影响,1965年秋季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因此取消,姚克1968年秋季离港赴夏威夷大学。姚克是1949年之后香港戏剧界的灵魂式人物,他的离开让中国现代戏剧在香港的传播和研究深受影响。

  (二)相对自由的生活及思想环境。1949年之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与香港所具有的相对自由的生活及思想环境有重要关系。尽管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深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但“殖民地政府无民主,有自由的统治方式,使到香港的文化空间在当时海峡两岸之间,是最开放和包容的”,这从香港各种报刊所发表的论文及文章可以看出,“‘’或‘社会主义’都难成为众多评论家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发展并取得重要成就的最根本原因。

  (三)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价值及影响。1949年之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能够不断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价值有重要关系,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充分意识到这一价值的存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学革命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伟业”,其重要表现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在香港的持续电影改编或戏剧演出,影响极其广泛。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在香港的电影改编1948年即已开始,首先取得成功的是姚克改编自己的《清宫怨》为电影《清宫秘史》,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如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铸剑》;巴金几乎所有长篇,沈从文的《边城》,曹禺的《雷雨》《日出》等等,在香港都被改编成电影。其中《清宫秘史》《阿Q正传》以及《边城》改编的《翠翠》等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同时,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戏剧在香港频繁演出,影响同样巨大,“某师范学院……数年来曾先后演出《家》《孔雀胆》,及《日出》等剧……香港某大学……定期演出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在香港不知演出过多少次了”。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及戏剧演出彰显并强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断吸引人们关注并由此推动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四)与境外的学术交流互动及影响。1949年前后移居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及知识分子如姚克、曹聚仁、徐讦、李辉英、司马长风、丁淼、夏济安、宋淇、张爱玲等,进入香港不久即与台湾地区、东南亚、日本、北美、欧洲等地的学术界展开持续的交流和互动,后起的香港本土及外来研究主体更是如此。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上海的姚克、宋淇、张爱玲,与夏志清、夏济安兄弟,以及陈世骧、庄信正等人之间的持续交流和互动,对香港及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写与这一交流互动有重要关系。

  (五)学术自身的不断发展。1949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身的不断努力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

  1.频繁的宣传活动及学术讲座。1949年之后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与各种频繁的宣传活动及学术讲座所构成的氛围和影响有重要关系。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纪念活动。如《大公报》《星岛日报》《文汇报》1949、1950连续两年制作鲁迅逝世13、14周年特辑,1952年创刊不久的《中国学生周报》刊文纪念鲁迅逝世16周年,1958年叶灵凤等50人出席“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座谈会等等。其他还有如萧红等作家的纪念活动。二是各种学术组织持续举行的专题性学术讲座。如1952年“8月15–9月8日,中英学会主办‘暑期戏剧讲座’,共八讲,由姚克等讲《中国戏剧源流》”,1953年2月23日,“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与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共同举办‘春季戏剧讲座’,胡春冰等讲《戏剧与中国文化》”,“8月4日28日,中英学会与青年会合办‘暑期戏剧讲座’,姚克等主讲《中国现代戏剧》”等等。三是中文大学等大学频繁举行的学术讲座。这些宣传活动及学术讲座已成为香港学术界延续至今的重要传统,共同营造了浓郁的学术氛围,不断吸引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和研究。

  2.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949至1979年之间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还与这一过程中重要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直接相关:一是《中国学生周报》、《明报》月刊等报刊杂志持续发表大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及文章;二是研究专著不断出现,仅50年代友联、亚洲、创垦等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类专著就约有36部;三是如下文所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作品在香港的大规模收集整理。各种研究成果,特别是那些具有回忆性、批判性认识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推动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发展。

  3.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1965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香港中文大学也是在香港的建立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此前的自由研究转向自由研究与学院派研究并行,由此前的面向大众开始面向学术界,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学术规范化程度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4.始终伴随着学术论争。1949年之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与始终伴随着的思想及学术论争有重要关系。这些论争主要有:

  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论争。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构成直接影响的思想论争主要有: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李焰生等人与曹聚仁展开的论战,“台湾‘中宣部’下令在港的宣传机构对号称‘从光明中来’的曹聚仁进行总攻击达5个月之久”,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产生直接深刻的影响;二是1967年对姚克及电影《清宫秘史》展开大规模政治批判,姚克撰文予以反驳,这可以说是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意识形态干预的明确拒绝。

  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相关的论争。一是关于鲁迅的论争,1952年10月24日《中国学生周报》发表《如果鲁迅还活着——也纪念鲁迅逝世16周年》,1971年12月24日《中国学生周报》发表吴平的《鲁迅和他的书已成过去了吗?》,1972年12月至1973年元月,胡菊人在《明报》连载《鲁迅在30年代的一段生活》,“认为鲁迅有汉奸之嫌”,等等,这些都引起广泛关注、思考和论争;二是关于胡适、老舍等人的论争,1967年2月3日“《中国学生周报》制作《老舍作品介绍专辑》”,1971年3月22日“《南北极》开始发表胡菊人《评老舍》《再评老舍》等文,批评老舍作品的艺术性”等等,所有这些论争可以说都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度关注、研究和认识。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相关的学术批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伴随着学术批评,如1975年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三卷本陆续出版之后,李愚的《一部无知而充满偏见的〈中国新文学史〉》、黄维梁在台湾发表的《略评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陶俊的《为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小说等四个附表作校订》等,批评的尖锐无情实属少见。

  此外,1948年之后王瑶、刘绶松等人的研究进入香港,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所载老舍、巴金、陈白尘及冯雪峰等中国现代作家及研究者的论文及文章,周作人等现代作家与香港的互动等等,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样构成了直接重要影响。

  1949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至1965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为第一阶段,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骤兴并不断发展;1965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至1974年余光中来港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第二阶段,学院派与自由研究并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获得进一步拓展;1974至1979年为第三阶段,以余光中到来为标志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外来研究群开始形成并不断国际化,成为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优势。1979年之后,随着大陆地区不断开放,香港与内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交流和互动日益增多并以各自的方式不断发展。

  1949至1979三十年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涉及中国现代文学诸多领域和问题,其中以下六大研究无论是成果数量、内容还是思想深度及研究方法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和认识。

  (一)鲁迅研究。鲁迅研究始终是1949至1979年之间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不仅聚集了众多的研究者,出版、发表了大量专著、论文及文章,而且为大众所接受,“书店里的人说……谈论鲁迅的书……都保持有一定程度的销路”。1949至1979年之间的鲁迅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大的方面:

  1.鲁迅传记及年谱的撰写。鲁迅传记及年谱的撰写是香港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突出成就,这主要是曹聚仁所著《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时隔鲁迅逝世整整20年之后出版的《鲁迅评传》,是年近花甲的曹聚仁在全新的时代及香港这一全新的生活境域中,对鲁迅的冷静回忆、研究、认识和评价。时隔鲁迅逝世近30年后出版的《鲁迅年谱》,当是曹聚仁对鲁迅生活、思想及创作发展历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间及事件的审慎认识和把握,对香港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奠基和推动作用,如今已成为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典。时隔初版43年后的1999年,《鲁迅评传》“个别论述……作了必要的处理”后在大陆出版,曹聚仁作为批评家的锋芒被遮蔽。

  2.鲁迅作品研究。1949至1979年之间香港有众多研究者对鲁迅的小说、诗歌、散文、杂文、书信、序跋及生平等展开研究,《中国学生周报》、《文汇报》、《明报》月刊等报刊发表了陈蠹、张向天等人的大量论文及文章。如张向天1957年8月31日至1958年12月27日分43期在香港《文汇报》连载《鲁迅旧诗笺注》。1964年2月19日至3月4日,曾敏之在《文汇报》连载《论鲁迅的艺术构思(上、中、下)》,从艺术角度分析《呐喊》《彷徨》。他还论述了《呐喊》自序、《野草》题辞和《朝花夕拾》小引等鲁迅作品的序跋。刘健的《试析〈阿Q正传〉的Q字》、司马长风的《始于呐喊,终于彷徨——谈鲁迅的文艺思想》等,对鲁迅的小说及文艺思想展开讨论。先后出版的专著有郑子瑜的《鲁迅诗话》、余思牧的《鲁迅杰作论析》、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东瑞的《鲁迅〈故事新编〉浅释》等。

  这些论文及专著提出了大量富有创见的认识和观点,如陈蠹认为“鲁迅以杂文起家……他的散文……充满了杂文的气息……就是他的小说,文体上的脉络也仍是杂文的”。姚克1956年改编的电影《阿Q正传》大获成功,与他对阿Q形象的深刻理解有深层关系,“阿Q的弱点……是可笑的,但我们不要忽略了隐藏在‘可笑’后面的沉痛……如果我们把阿Q扮成一个小丑,那就非但辱没了阿Q,也歪曲了鲁迅先生的本意”。导演袁仰安让时年25岁,形体高大,充满朝气的关山饰演阿Q,其颠覆性与他对《阿Q正传》的理解同样密不可分。

  3.鲁迅生平及思想研究。鲁迅的生平与思想是香港鲁迅研究的又一重要内容。由于姚克、曹聚仁、徐讦、李辉英等都曾与鲁迅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他们对鲁迅的回忆和论述具有他人无法替代的时代及生活气息。如姚克的《从憧憬到初见》一文回忆他与鲁迅第一次见面及以后的交往,并论及鲁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很有意义。李欧梵20世纪70年代初撰写的《〈鲁迅内传〉的商榷与探讨》系列论文,对鲁迅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及思想作了颇为深刻的论述,其中特别是少年鲁迅与社会冲突的论述,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深度揭示。

  4.鲁迅与生活中重要人物关系研究。鲁迅与周作人、瞿秋白、许广平等重要人物之间关系的研究同样引人注意,如张向天1959年在《文汇报》连载的《鲁迅、瞿秋白交谊谱》、一丁的《鲁迅左联五作家瞿秋白》、翟志成长达7万多字的《鲁迅与胡风之反控制斗争》等,都是对鲁迅与现代作家之间关系的重要认识。成仲恩的《周作人与许广平之间的恩怨》等,则是对生活中鲁迅的研究和认识。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在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中“缺席”,这很值得注意。

  此外,1949年之后香港的报刊杂志发表了不少鲁迅画像及作品绘画,其中程十发的《〈阿Q正传〉一零八图》是以艺术的方式对《阿Q正传》的阐释,对鲁迅及《阿Q正传》的世界传播具有特殊意义。

  (二)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是1949至1979年之间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不仅聚集了大量的研究者,出版、发表了大量专著、论文及文章,而且提供了大量富有创见的认识和观点。

  1.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生平、思想及创作等问题的宏观整体研究和认识是1949年之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大公报》《星岛日报》《文汇报》,以及《中国学生周报》《开卷月刊》、《明报》月刊等期刊报纸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及文章。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和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研究阶段。1952至1964年《中国学生周报》等杂志发表关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中国现代文学开创者研究的论文及文章,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胡适研究。1962年3月胡适去世后,《中国学生周报》连续发表魏谭的《胡适之与陈独秀》《胡适与杜威》《胡适与韩愈》等论文,对胡适的生平思想问题展开研究。其他如1955年穗轩发表《忆许地山——纪念一位在香港文艺界播种的人》一文,论述许地山在香港期间的文学活动及意义。冰心的同学公任的《记谢冰心》(上、下),回忆冰心的求学经历及重要事件。这些研究和论述都有一定深度但大多停留在个别事实层面,可以说是香港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的初期。自觉的研究阶段。1964年2月至1965年2月《中国学生周报》连续发表陈蠹的“读书随笔”,对鲁迅、巴金、沈从文、老舍等十三位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平、思想及创作展开研究,提出了不少认识和观点,可以说是香港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走向自觉的标志。之后有黄俊东1971至1974年在《中国学生周报》“三十年代风”专栏陆续发表关于李广田、钱钟书、何其芳、刘大杰、闻一多等人生平及创作的论文。深度研究阶段。对中国现代作家展开持续全面深入研究的是《明报》月刊,1966年创刊之后不久即陆续发表闻堂的《记孙伏园》《老舍在新加坡》,老舍留英时的同学宁恩承的《老舍在英国》,以及赵令扬《谈许地山——逝世三十周年》、鲍耀明《五封知堂老人的晚年手札》、方舟《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卢玮銮《一九四零年萧红在香港》,还有1980年之后发表的亢秦的《曹禺一行在伦敦》等。其他报刊亦有重要论文,如1980年6月翟志成在《新亚学报》发表《胡风及胡风集团重要成员历略》,全文约10万字,提供了不少重要史实和认识。

  2.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是1949年之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众多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展开研究,特别是1964年之后这一研究进一步走向自觉,内容非常丰富。

  小说研究。除鲁迅之外,中国现代小说到1956年前后才开始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①中国小说现代化及流派问题研究。1956年8月3日至11月9日慕容羽军在《中国学生周报》连续发表《现代小说的定义和起源》《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从“鸳鸯蝴蝶”到“都市传奇”》《关于历史小说》等论文,从中西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原因及鸳鸯蝴蝶、都市传奇、历史、科学预言等小说流派问题。与中国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而发生发展的认识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源于自身,“中国小说走上现代化的途程,它的活力是迟缓的,但已先于西欧小说的东来”,清末《官场现形记》等小说“都有了现代小说的趋向”,肯定中国小说艺术自身的现代化能力。

  ②中国现代小说作品研究。1961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之后,对香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1964年7月24日《中国学生周报》刊载《五四抗战佳作一览(小说之部)》,列举40位现代作家72部长中短篇小说,其中特别推荐端木蕻良、穆时英、施蛰存、无名氏的小说,对香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1979年,中国现代小说成为重要研究对象并取得了重要成就。如《中国学生周报》、《明报》月刊、《大公报》、《大拇指》、《八方》文艺丛刊、《文美月刊》,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创办的《华风》等期刊报纸发表了大量论文及文章,对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李劼人、穆时英、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展开研究。其中以《明报》月刊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最为重要,如胡金铨自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连载《老舍和他的作品》,林以亮的《私语张爱玲》,董桥的《从〈老张的哲学〉看老舍的文字》,施本华的《论端木蕻良的小说》(上、中、下),刘以鬯的《〈四世同堂〉最早发表在什么地方》以及对夏志清《端木蕻良作品补遗》一文回复的《补〈端木蕻良作品补遗〉》,司马长风的《卅年代的中长篇小说》(上、中、下)等。其他如《文美月刊》发表的川停的《吴荪甫的王国》、陆晶的《包氏父子的悲剧》等是对《子夜》及《包氏父子》等经典作品的艺术分析。此外,1961年余思牧的《巴金杰作论析》《冰心杰作论析》,刘以鬯的《端木蕻良论》等是香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较为重要的专著。

  ③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研究。在对具体作品展开研究的同时,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展开了历史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一是1968年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十巨册《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其中第二、三、四集常君实、黄河、尚今的长篇导言,对1927至1937年之间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及状态作了富有历史感及思想深度的论述;二是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国小说史》最后三章、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以及易君左、赵聪等人的新文学史著作对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的论述。

  诗歌研究。1949年之后的香港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有这样几个重要特点:一是《中国学生周报》等报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及文章,尤其是1972年《诗风》等杂志创刊后发表了不少具有相当深度的长篇论文,此外还有慕容羽军的《论诗》、李辉英的《新诗的作法》等与新诗研究相关的专著;二是香港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几乎涵盖了从初期白话诗直到九叶诗人等所有重要诗人群及诗作;三是对象征派及现代派诗人诗作特别关注;四是李金发、何其芳、郭沫若逝世后,《诗风》杂志均出版了纪念专辑。

  ①对新诗历史性成就和局限的认识。1949年之后的香港研究者首先肯定新诗的历史性成就,认为新诗经过发展“已渐渐摆脱了旧诗词的形骸而有了新的面目;它也极力避免西洋化而渐渐切合着我们自己语言的特性”,同时指出“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新诗……现在正是在成长时期之中,还谈不到成熟”,这应该说是对新诗历史性成就及局限合乎历史自身的认识和判断。类似的认识还有李冷的《新诗的形式和音韵》、李英豪的《从五四到现在》等。

  ②重要诗人群及诗作研究。1952年《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之后不久即对新诗尤其是初期白话诗展开研究,如公遂的《中国文学小识》(上、下)、李东阳的《〈尝试集〉书话》、李英豪的《从“五四”到现在》等,认为初期白话诗“总脱离不了旧诗词的气味……胡适同时的许多作家,作风也大致相同”,李英豪则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基本否定了康白情、俞平白、沈尹默等人初期白线日《中国学生周报》发表《五四抗战佳作一览(诗之部)》,列举汪静之、李金发、蒋光慈等“五四”直到20世纪40年代57位诗人的84篇作品,直接推动香港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其后《中国学生周报》《诗风》《八方文艺丛刊》等杂志对现代几乎所有重要诗人群及诗作展开研究,如雪鸿《论郭沫若诗集〈女神〉》的郭沫若诗歌研究,雪鸿《浪漫以外的志摩诗》《新月派后期的诗人》,以及何达《闻一多新诗社西南联大》的新月派诗歌研究,谭福基《中国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象征派诗歌研究。“汉园三诗人”中的何其芳、卞之琳受到较多的关注,如萧艾《忧郁迷离的何其芳》、顾秀刚《评何其芳〈预言〉一诗》等。相较而言,对卞之琳更加重视,《诗风》《八方文艺丛刊》等发表了不少论文及文章,如停云《关于卞之琳的白螺壳》、张曼仪的长篇论文《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论卞之琳早期新诗(1930–1937)》等。九叶诗人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如梁秉钧的长文《失去了春花与秋燕的——谈辛笛早期诗作》、钟玲《灵敏的感触——评郑敏的诗》等。其他如戴望舒、艾青、冯至、臧克家等同样受到重视。

  这些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或层面提出了不少具有批判性的认识和观点,如顾秀刚认为“《十四行集》中,冯至借用了西方的意大利式十四行诗体……但韵脚却和一般意大利体不相同,且喜用夸句,故十四行诗体声调上的优点……就缺乏了……十四行诗体每行有十音节,这一点冯至也没有遵守……每首诗中的句子长短差不多……显得平淡,且用字简朴……不能给读者强烈的感受”,这不仅是对冯至,也是对新诗艺术的不足或缺陷的认识,同时还可以看出作者对西方诗歌形式结构的熟悉,而这对于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而言可以说是相当困难。

  ③新诗发展史研究。《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不久即有研究者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阶段性及内在规律展开研究,如慕容羽军认为汉以前是中国诗歌第一时期,汉至民初是第二时期,文学革命以后是第三时期,其艺术“仍然在黑暗中摸索”。《诗风》创刊后,对中国新诗发展史的认识更加关注,如余光中《中国的现代诗,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杨牧《现代的中国诗》从中西艺术交流的角度讨论中国新诗发展进程及状态,冯之宁《从徐志摩到闻一多》、羁魂《烽火里的呼唤——抗战诗初探》等则是对新诗发展进程中重要现象的研究。此外,1968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第八集南海的长篇序言对第二个十年中国新诗发展进程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1970年之后李辉英、司马长风及易君左、赵聪等人在其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的论述。

  散文研究。散文可以说是1949至1979年之间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关注最少的一个门类,如《中国学生周报》1958年才有与现代散文相关的论文出现,初步统计,到1974年终刊,包括童话、报告文学研究在内只有约30篇论文及文章。《明报》月刊自创刊至1979年仅有1977年10月麦炳坤发表的《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分析》一文。1970年创刊的《文艺与美术》《大拇指》《开卷月刊》等发表的现代散文研究论文同样很少。目前尚未见到1949至1979年之间香港关于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专著。

  1949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进程的研究和认识。如慕容羽军《散文的沿革》简要论述中国散文的演变历程,认为“踏上新文学的途程,散文的成就,格调上是要比小说、诗歌为高”,肯定“五四”之后散文的成就,并以鲁迅与周作人为例,论述“五四”以后散文的不同流派及其成因。陈宁实认为“‘五四’以来的杂文和散文,第一功臣首推周作人”,特别肯定周作人的贡献,并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历程以及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何其芳、钱钟书等作家散文的个性,作了简明深刻的论述。二是经典作品研究与欣赏。现代散文作家众多,其中鲁迅、周作人、丰子恺、梁遇春、朱自清、何其芳、许地山、辛笛、钱钟书等人的散文受到重视。三是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研究。这主要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第五、六、七集君实、嵩山、豫夫的长篇导言对1927至1937年间散文的论述,李辉英、司马长风、易君左、赵聪等人在其文学史著作中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的全面论述。

  戏剧研究。中国现代戏剧是1949年之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戏剧在香港以电影改编或舞台表演方式持续传播,影响非常广泛。其中姚克、胡春冰、枊存仁等人既是剧作家、戏剧及电影导演和编剧,同时又是重要的研究者,移居香港后直接参与中国现代戏剧在香港的研究和传播。李辉英曾亲自参与抗战街头剧的演出和前线慰问,历史记忆深刻。丁淼等人则对戏剧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并予以深入的研究。因为他们的参与,1949年之后香港中国现代戏剧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主要表现在:

  ①戏剧艺术及理论研究。1949年之后的香港对戏剧艺术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强调戏剧艺术的综合性,“戏剧是综合的艺术……身体的艺术……人生的艺术”,强调剧本的思想意义,“一个好的剧本……必须能够深刻地反映人生、刻划人性”,强调剧本的地位,“一个话剧或电影的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剧本了”。香港戏剧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当是姚克,1957年出版《怎样演出戏剧》一书,对剧团组织、剧场、剧本、导演,及工作人员、演出的程序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可以说是一部“戏剧艺术管理学”。全书约15万字,由姚克口述、妻子雨文(吴雯)记录而成,显示了姚克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卓越才能。20世纪60年代姚克先后撰写《关于希治阁(Alfred Hitchcock)及其他》《论法国现代剧》《从谁怕薇琴尼亚吴尔芙谈到目前中国的影剧》等论文,介绍西方戏剧理论的同时,提出自己的戏剧艺术主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理论和思想意义。

  ②重要作家作品研究。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戏剧重要作家作品可以说在香港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和研究,其中最早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的当是姚克及其《清宫怨》。1948年姚克移居香港后即改编《清宫怨》为电影《清宫秘史》并大获成功,同时自1955年5月5日香港第一届艺术节开始,《清宫怨》在香港及香港的大学校园持续演出,受到广泛关注。对《清宫怨》的研究则偏重舞台艺术,如张清的《有感于〈清宫怨〉的上演》,柳存仁的《听说香港励志会演〈清宫怨〉》《花团锦簇的演出》等。1967年对电影《清宫秘史》的大规模政治批判,《清宫怨》再次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中国现代戏剧在香港演出最多也最受争议的当是《雷雨》,争议的焦点在于它是一部原创还是摹仿之作。1954年姚克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他英译《雷雨》时,即有人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予以否定,认为“‘这个戏不过是把易卜生的《群鬼》改成庸俗的传奇剧(melodrama)’,再安上了一个希腊命运悲剧的主题,和几个从西洋里借来的人物”,姚克对此曾予以反驳。1973年敬海林发表《我看〈雷雨〉的剧本》一文,再次否定《雷雨》的艺术价值,认为“《雷雨》实实在在是易卜生《群鬼》的部分翻版和变形”,并对《雷雨》与《群鬼》思想内容及艺术的相似之处作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对《雷雨》艺术价值的否定,实质是关于中国现代戏剧如何从西方影响中独立出来并走上自我发展之路的问题。

  1954年丁淼出版《中共统战戏剧》一书,对中国现代戏剧重要作品如《雷雨》《日出》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研究,是1949年之后香港戏剧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至今仍然引人注目的成果。1964年7月24日《中国学生周报》发表《五四抗战戏剧一览》,列举1917至1949年之间中国现代重要剧作家及剧本,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戏剧在香港的研究。

  ③重要戏剧现象研究。1955年公遂发表《中国文学小识戏剧》一文,对文明戏兴起与衰落的现象作了简明的论述,“话剧最初叫文明戏,一切都很幼稚,甚至不太注重剧词,只求故事扮演的认真;相反,注重剧词的,又往往如登台讲演,反使剧情呆滞”。《清宫怨》的电影改编及频繁的舞台演出在香港引起的“珍妃热”,同样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这实质是中国现代戏剧在新的时代与生活境域中引起的生活与精神现象。1971年李辉英发表《三十年代反日题材的独幕剧》一文,其中论述了“九一八”之后“反日”题材戏剧对待日本及日本人态度的演变及其原因。他说,1935年“新生事件”宣判之前,文学作品可以直言反日,此后“全国报刊杂志上凡属反日作品中,只要写到了日本人,便都以××人代替了……不如此隐笔,杂志便有因犯侮辱友邦罪名而被判停刊罚款的处分”,这一重要历史问题和现象值得重新审视和研究。1972年《中国学生周报》分六期连载平明译写的《炮火连天,戏剧的黄金岁月——抗战及内战时期(1937–1947)的戏剧及其作者》一文,全面论述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家、作品及戏剧现象。李辉英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回顾了自己与白杨等人亲自参与《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演出以及到前线慰问的情形,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场感。

  ④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研究。对中国现代戏剧发展进程予以全面、历史系统的研究和认识是1949年之后香港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重要内容,1958年樵岚发表《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一文,清晰勾画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进程,“线年,中国戏剧运动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抗日战争起后,戏剧由于最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它得到了更大的繁荣的滋长”,是极简略的中国现代线年姚克在中文大学发表《现代中国戏剧》演讲,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进程作了清晰的论述。其他还有1968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戏剧集》石桥的长篇导言对第二个十年戏剧发展进程的论述,李辉英197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2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国的现代戏剧》,以及1975年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和易君左、赵聪等人在他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对中国现代戏剧发展进程的论述。

  (三)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作品的大规模收集和整理。1949年之后移居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及知识分子在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多次展开大规模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及作品的收集和整理,其中重要的:一是1962年在李辉英的主导下《中国新文学大系》在香港重印并于1972年再版,在海外产生广泛影响;二是在李辉英等人主导下1962年着手,后由他人完成并于1968年出版的十巨册《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即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史料及作品选。李辉英独立编选的第二个十年史料作品以四卷本“三十年代文学丛刊”的形式出版;三是1967年姚克为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购得中国现代戏剧作品共1248册;四是1971年8月20日黄俊东在《中国学生周报》发起的“三四十年代文学宝库的发掘工作”,征集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及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之所以著作迭出,与1949年前后移居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及知识分子丰富的私人藏书密切相关。如姚克1967年为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图书馆购买的戏剧图书中“颇有与我自己的藏书重复的”。曹聚仁1949年之前藏有包括“鲁迅、茅盾、徐懋庸,和周作人等宝贵的书信”在内的大量史料,1950年之后自己携带或由夫人陆续寄往香港,“这些就是现在书架上那批又黑又粗的土纸印的书籍”。胡金铨的私人藏书过万卷,许定铭曾着意收藏“早告绝版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等等。

  1950年5月29日,香港《文汇报》发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局征求文艺资料》启事,征求“五四”以来特别是抗战时期的文艺期刊、史料、书目索引等。这是1949年之后大陆地区自觉的文化行为,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作品的收集整理当有所影响。

  (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撰写。1949年至1979年之间,李辉英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司马长风撰写的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是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广泛的时代及世界性影响,改革开放后进入大陆地区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陆地区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了解大约也仅限于此。

  事实是,1949年至1979年之间香港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之类的著作还有不少,主要包括:

  1.1957年林莽(李辉英)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廿年》,是香港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断代史,1967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建后成为香港第一部大学教材。

  2.1959年2月之前易君左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其最大之特点,则为中华民国文学一章,作者就其亲身经历,评述三十年来文坛成就”,这或许是香港第一次简要完整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华民国文学”这一重要概念。

  3.1959年9月之前赵聪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纲》,最后一章为中国现代文学。

  4.1959年之前余思牧所著《中国文学史话》以及柳存仁所著《中国文学史》,从当时的读者反应来看,均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论述的内容。

  5.1963年王序(即赵聪)著《中国文学史话》,最后两章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及“新文学的作家与作品”。

  此外,1949年至1979年之间,香港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专门史研究,如1970年李辉英著《中国小说史》,其中最后三章是中国现代小说简史;又如1953年“8月4日–28日,中英学会与青年会合办‘暑期戏剧讲座’,姚克等主讲《中国现代戏剧》”,这当是香港最早的中国现代戏剧史,但现今未见其出版物;再如1972年李辉英撰写长篇学术论文《中国的现代戏剧》,这或许是第一部中国现代戏剧简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撰写,表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仅是针对单个作家作品,还包括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历史系统的认识,其历史意识与历史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五)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深受外来影响,1949年之后不久香港即开始关注并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是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较早关注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这一问题的是《星岛日报》,1951年开始相继发表马御风《鲁迅与德国》、林榕《果戈里与中国文坛》、文牧《吴祖光和德桑蒂》等论文,论述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1952年《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不久,陆续发表历子《彼多菲和鲁迅》、刘义《泰戈尔与中国》、本汉《冈岛冠山与中国白话文学》等。这些论文篇幅不长,却提出了不少重要认识和观点,如鲁迅与尼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指出“《彷徨》……《野草》……颇受尼采的影响”,同时指出“鲁迅……不敢以为自己完全了解尼采。因此即使在文章里提及尼采,也不敢谬下断语”,这与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陆地区对鲁迅与尼采之间关系的认识大不相同。

  提到果戈里,首先想到的是他对鲁迅的影响,但果戈里的作品,特别是《钦差大臣》,对抗战后期的新文学影响巨大,“1941年以后,上海、重庆、桂林、成都等大城市,又相继演出各种本子的该剧,紧密配合着那个愤怒和战斗的时代所应有的反抗压迫的意义”,史东生的电影、陈白尘的戏剧等都深受其影响。

  明确自觉地从比较文学角度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度研究的当是刘绍铭。1967年之后,他在《明报》月刊连续翻译自己在境外发表的论文《从比较文学的观点去看曹禺的〈日出〉》《〈雷雨〉所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废人行:论曹禺的〈北京人〉他柴霍甫的〈依凡诺夫〉》等,论述曹禺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曹禺研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论文。相对于刘绍铭对曹禺戏剧艺术的认同而言,1973年敬海林发表的《我看〈雷雨〉的剧本》一文,在比较《雷雨》与《群鬼》思想内容及艺术的相似之处之后否定了《雷雨》的艺术价值。1971年钟复梨发表《中文之美与盲目西化之害——从胡适学庞德说起》一文,认为胡适与庞德正好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庞德反美国旧诗——以中国旧诗兴美国新诗——创意象派——胡适学庞德意象派——反中国旧诗兴中国新诗——创作《尝试集》”,较早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学所受西方影响的得失展开反思。

  (六)境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输入。1949年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与境外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持续的输出性影响,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始自觉接受境外研究的输入性影响。从研究主体来看,境外研究成果的输入大致可分为两类:

  1.境外华人研究成果的输入。境外华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输入,最有影响的当是夏志清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该书的中译本一直拖到1979年才正式上市,但当时即已进入刘绍铭等人的视野,“那年我刚到美国念研究院。先师夏济安教授送了我一本。我通宵阅读”。同时,香港与英语世界同步接受其影响,如夏志清说,居港的“程靖宇收到我信后,曾上一封信,希望我书再版时,把他的亲戚陈衡哲女士捧一捧,并立专章讨论张资平”。该书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直接持续的影响,如刘绍铭的张爱玲研究、刘以鬯的端木蕻良研究等。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明报》月刊等期刊持续发表境外华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如1968年张爱玲的《忆胡适先生》一文,回忆她与胡适的交往及所受影响。1969年至1975年之间,《明报》月刊连续发表夏志清的《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五四文学与台湾当代文学——夏志清先生访问记》《文学革命》《端木蕻良作品补遗》等长篇论文。1971年之后,《明报》月刊相继发表墨西哥大学华人学者马森的《论老舍的小说》、许芥昱的《与沈从文会见记》、乔志高的《老舍在美国》等。这些论文及文章不仅提出了重要认识和观点,更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如许芥昱1972年对沈从文的访问。

  2.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输入。外国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输入是香港境外研究输入的另一重要内容,影响也更为重要。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鲁迅研究。外国学者的鲁迅研究输入较早,1957年10月香港《文汇报》发表刘芃如节译美国Charles Hunboldt《论鲁迅的艺术》一书中《鲁迅的〈祝福〉》,这是香港较早输入的外国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之后外国学者的鲁迅研究输入渐多,其中又以日本学者居多。1975年至1979年沈西城连续翻译并在《明报》月刊发表竹内实的《中国的一九三零年代与鲁迅》(1–3)、丸升山的《从一篇未发表过的鲁迅书简看鲁迅与山上正义》、增田涉的《回忆鲁迅》等。此外还有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比利时人李克曼(P. Ryekmans)的《一说便俗》,“本文显示了他说真话的道德力量,以及要求中国进步的用心”,捷克别尔查克列布索娃的《论〈铸剑〉的寓意》等。

  郁达夫、老舍、萧红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1970年11月、12月《明报》月刊连载华盛顿大学博士候选人梅其瑞(Gary G. Melyan)写于东京的《郁达夫遇害之谜》(上、下)一文,论述郁达夫在日本的重要经历及社会关系。老舍是外国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1971年武田泰淳的《描写不尽的中国样貌——老舍和武田泰淳的对谈》,是老舍与日本学者的直接对话,很有历史价值。

  此外,还有1974年法国Paul Bady的《小说与现实中的死亡——论老舍的自杀》,1975年爱鲁地富特林哥的《我所认识的老舍》,以及武田泰淳的《老舍作品里的事实与幽默》等。萧红、萧军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经郑继宗翻译并在《明报》月刊发表的有《萧红及萧红研究资料》《二“萧”散记——又论萧军,再谈萧红》《犷健和柔弱——又论萧军,再谈萧红》《老斧头——又论萧军,再谈萧红》等。由于文化及研究视角的差异,无论是境外华人还是外国学者的研究,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化特别是研究主体的视野、思维方式及精神空间的拓展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境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输入似乎避开了当时世界如苏联、东欧等国家或地区;同时,大陆地区境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输入,于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开始,相对于香港地区晚了整整三十年之久;再就是,大陆地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外国学者研究的接受普遍存在语言障碍,大多依赖翻译而非直接阅读。

  1949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除以上六大内容外,以下内容同样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1.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如徐讦在《在文艺思想与文化政策中》、“三边文学”、《现代中国文学课题》(等论著中的论述等。2.中国现代文学翻译问题研究。如张草分的《功不可没的媒婆——谈“五四”以来的翻译》对五四以来重要翻译家及翻译作品作了全面的论述,1966、1967年《新亚学报》连载曾锦漳所著长达10万多字的《林译小说研究》,是林译也是中国现代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3.中国现代文学活动回忆。曹聚仁、姚克、李辉英等对他们亲历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和现象展开了多方面回忆,具有特殊历史价值。4.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社团研究。曹聚仁、赵聪、司马长风、黄俊东等对现代文学期刊及社团有不少回忆和研究,其中曹聚仁的回忆和论述对研究五四文学革命的时代影响具有特殊意义。5.作家传记和年谱的撰写。除广为人知的曹聚仁著《鲁迅评传》外,李辉英、赵聪、黄俊东、李立明等都有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类著作,其中李辉英的穆木天、沈从文、郑振铎、冯沅君、臧克家等作家传记既有史实,又生动有趣,对认识日常生活中的作家有特殊意义。中国现代作家年谱目前仅见两种,一是曹聚仁著《鲁迅年谱》,二是1974年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学生完成的《茅盾年表(1896–1933)》。6.中国现代作家访谈。《明报》月刊、《开卷月刊》、《诗风》、《八方》文艺丛刊等期刊自1972年底开始陆续刊载香港大学生刘逍逍、美籍华人学者许芥昱、香港媒体记者林煕、萧桐、古苍梧等1949至1979年之间对中国现代作家的访谈,是口述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和中国现代文学活动史、发展史,包含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反思和认识,内容相当复杂丰富,具有特殊历史和认识价值。

  1949年之后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台湾、东南亚、日本、北美、欧洲等地持续互动,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主要表现在:

  1.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在境外广泛传播。由于香港的《中国学生周报》、《明报》月刊、《星岛日报》等期刊报纸及图书在中国台湾、东南亚、日本、北美、欧洲等地广泛发行,如中文大学联合书院1963年创刊的《联合学报》“自第二期起,遍寄欧美亚各地高等学府及国立图书馆……共计203单位”,覆盖当时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在中国台湾、东南亚、日本、欧洲、北美等地直接出版或刊载,如李辉英的《中国新文学廿年》《新诗的作法》《小说作法十讲》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相关的著作先后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南方晚报》等副刊连载;姚克、丁淼以及后来的刘绍铭、李欧梵、黄维梁等人更是直接在欧洲、北美等地英文期刊发表论文,1949年之后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此在境外传播,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

  2.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体与境外的持续交流和互动。1949年前后移居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及知识分子,如姚克、曹聚仁、徐讦、李辉英、司马长风等人,原本就与境外存在联系,进入香港后又游历台湾地区、东南亚、印度、日本、韩国、北美、欧洲等地,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与境外的联系。其中特别是姚克、宋淇、张爱玲与夏志清、夏济安、陈世骧、水晶、庄信正等人之间的持久密切交往,对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写与这一交往密切相关。这一交往可以说是置身海外的华人对故家、故园、故国依恋与思念情感的重要表现,值得深入研究和认识。1968年姚克、梁实秋、夏志清、宋淇、余光中、於梨华、夏菁、李辉英、叶维廉、胡菊人、王敬义、林海音等12人同时受聘台湾版《纯文学》月刊特约撰稿人,成员跨越台、港、新加坡、北美等地区。后起的香港本土及外来研究主体,如刘绍铭、李欧梵、黄维梁、古苍梧、胡菊人、黄俊东等,因在境外求学,与海外联系和互动更加密切。所有这些都对香港及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直接深远的时代及历史影响。

  3.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在海外受到及时关注。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世界交流互动的最直接表现是其研究成果受到海外研究者的及时关注,主要表现在:一是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著成为境外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如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列参考文献就有丁淼的《中共统战戏剧》,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等专著11部,此外还有期刊及论文。二是境外学者通过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关注到大陆地区新的问题和现象。如1954年夏志清通过宋淇《〈倪焕之〉:谁换之?》一文,敏锐注意到1954年前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被要求修改这一重要问题。三是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受到境外学者及时关注和评价。如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上卷和中卷于1975、1976年相继出版后,夏志清1977年8月即发表《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予以评论。1978年丁望的《中国三十年代作家评介》一书出版时,夏志清撰写序言,李欧梵撰写《〈中国三十年代作家评介〉读后》的评论,两文均在《明报》月刊发表,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海外传播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总之,1949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具有复杂丰富的内容,而且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首先,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只有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予以全面、系统、深入的历史性研究和认识,才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完整认识;其次,1949年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深度介入,大陆地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开始就偏离了历史及学术自身,文革后全面中止,台湾则长期戒严,直到大陆地区改革开放之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是禁区,“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对三十年代文学,一直采取‘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态度”,因此,1949年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代大陆及台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向海外传播,以及海外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重要中介和桥梁,对海外形成了重要的时代及历史性影响;第三,由于具有相对自由的生活及思想环境并与世界密切交流互动,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特殊时代发出的“另一种声音”,其所具有的自由、多元及批判性认识,对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仍然能够给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多方面的启迪,从中可以看到大陆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间存在的重要甚至根本差异;第四,1949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成为香港乃至中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深入研究和认识这一沉睡已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助于从一个重要侧面或视角认识和理解香港文化的历史构成及形态,从而认识香港的今天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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