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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21-04-26 04:30    文字:【 】【 】【

  欧迪娱乐注册当代文学七十年与现代文学三十年相比,成就几何?当代文学虽然谈不上大师如云,却在开拓新的文学世界方面超越了前人:一是从“红色经典”到新时期的“战争文学”都弘扬了敢于抗争的民族精神,显示了“国民性”的另一面;二是当代历史小说成就多多,体现出当代人的深厚的“寻根”情结与英雄崇拜情感;三是新时期都市文学的异军突起,凸显出当代人的世俗关怀与怀旧情感;四是新时期女性文学群星闪耀,别开生面;五是新时期从中国走向世界的作家在国际上产生的不凡影响;六是新时期非虚构文学业绩突出,多有大作;七是新世纪网络文学铺天盖地,彰显了“大众文学”的新气象。而从“红色经典”到乡土文学、历史小说、“官场小说”、女性文学、非虚构文学中,都贯穿了当代作家对社会的多维度思考,使当代文学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现代文学有三十年的历史,波澜壮阔;而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已经有了七十年的历史了,与现代文学三十年相比,成就如何?

  说到现代文学,都知道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茅盾、林语堂、老舍、曹禺、沈从文、丁玲、冯至、闻一多、钱钟书、穆旦……其中,能够同时在创作、研究、翻译、办刊、大学任教几个领域都有不俗建树、而且能够引领风骚者,比比皆是。那真是大师如云的年代。他们学贯中西、才华横溢、引领风骚、不拘一格。相比之下,当代文坛上,虽然也可谓群星灿烂,却由于历史的局限,学贯中西、呼风唤雨的大师好像还太少。因此,就有了一个文学比较研究的话题: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与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缺少了什么?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比起现代文学来,真的就那么相形见绌、不足挂齿?当代文学有没有超越了现代文学的长处?如果有,在哪里?

  2008年,在纪念新中国文学六十年历程的时候,我曾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上发表了《新时期文学的“当代性”》一文,通过对新时期三十年和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社会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主题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某些值得注意的新质——不妨称之为“当代性”。接着,我还在《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上发表了《新时期文学与“新民族精神”的建构》一文,认为个性意识、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情感是“新民族精神”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当代人的个性意识、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情感已经具有了与“五四”时期很不一样的气质,分别显得更具有世俗气息、谨慎姿态和恢弘气度。而且,在个性意识与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群体意识之间,也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个性的空前觉醒是成熟的政治情结和民族主义的必要前提。此后,我又在《文艺评论》2009年第6期上发表了《新中国文学的当代品格》一文,认为深刻的政治情结、绚丽的文化景观、自觉的汉语意识、多元的创作格局是“新中国文学”的几个基本特征。写这些文章,是力图探索“新中国文学”的独特品格——除了与“现代文学”存在着深刻的历史联系之外,当代作家几代人的努力是否已经使“新中国文学”六十年的历程放射出超越了“现代文学”的光芒?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当然,“现代文学”有后人难以超越的经典,例如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小说史研究,周作人的小品文、文学史研究和翻译,郭沫若的历史剧、历史研究,郁达夫的小说、旧体诗,曹禺的戏剧,穆旦、冯至的诗歌、翻译……还有,这些作家(以及沈从文、老舍等人)中许多人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学养,曾任教于大学,以至于王蒙几十年后还撰文提出了“我国学者的非学者化”问题,一时引发热议。然而,几十年过去以后,蓦然回首,当代文学也就是“新中国文学”有没有超越“现代文学”的亮点?

  当代文学七十年,又因为时代的不同,分为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从1949年到1978年,的确是政治运动频繁的岁月。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那个年代里民风比较淳朴,民心相当亢奋。在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主旋律中,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红色经典”,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上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彰显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曾经鼓舞起两代人的革命激情,至今令人缅怀。甚至到了思想解放、世俗化浪潮高涨的新时期,这些故事还能产生悠远的回响:有的被新一代导演改编成影视剧后产生轰动效应(如《一个和八个》被改编为电影,成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还有《智取威虎山》被徐克翻拍,热映一时,好评如潮,等等),显示了强大的文学生命力。而新时期文学中的“革命史故事”(如乔良的《灵旗》、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邓一光的《我是太阳》、权延赤的《狼毒花》、都梁的《亮剑》那样的小说,还有张正隆的纪实文学《雪白血红》)也充分显示了当代作家对革命史的珍视与重新发现。由此可见,“革命史文学”贯穿了当代文学七十年的历程。这样的文学一扫现代文学中描写贫困乡村、扭曲灵魂的压抑感,将对于新生活、新人生的期待从茅盾、巴金笔下的“新青年”转移到觉醒了的革命群众改天换地的事业上。在那场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中,千百万的普通人投身到改变中国命运的滚滚洪流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呈现出与祥林嫂、骆驼祥子、王利发们很不一样的精神风貌——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赢得胜利。是的,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革命史叙事”格外引人注目,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中少见,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这算不算当代文学的一大特色、一大成就?应该算。其中折射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质:富有浪漫激情,敢于抗争、随时准备改变不如意的命运。

  此外,如何评价那些讴歌“合作化”的文学?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孙犁的《铁木前传》、李凖的《李双双小传》到浩然的《艳阳天》,都是那个年代“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成果,可其中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各具特色的文学追求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学价值。他们塑造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人形象”虽然有时显得比较概念化,却也常常是那个时代一些先进人物的真实写照。而他们在描绘“中间人物”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为那个年代普通农民的务实、犹豫、狡黠、无奈,留下了真切的影像。很多新时期作家都谈到过上述作家对自己的影响,表明了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深刻精神联系:对于乡土的深厚情感,对于农民(尤其是那些“中间人物”)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乡土小说与史诗、地域文化特色、诗化小说的探讨,都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中得到了延伸(如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张贤亮的《河的子孙》、矫健的《河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商州世界”,还有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温暖的冬天》)……而不少新时期学者在研究“合作化小说”时持论公允的成果,也显示了那些“十七年文学”作品的可贵文学史价值。

  在“革命史叙事”与“合作化叙事”之外,前三十年文学还有一大看点是历史题材文学。小说方面以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一、二卷)为代表,此书曾被茅盾认为是填补了“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空白,对新时期长篇历史小说的空前繁荣有开创之功。长篇小说《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就曾撰文《李自成对我创作的启迪》。此外,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也都是风格独具、意味深长之作。戏剧方面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吴晗的《海瑞罢官》,电影文学方面孙瑜编剧的《武训传》、吕宕、叶元编剧的《林则徐》,也都不同凡响。这些历史题材文学有的大红大紫,有的历经坎坷,却都寄托了文学家的历史情怀。中国历史悠久,历史题材的小说、戏剧代不绝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看点。

  此外,就是那些“另类”写作了。我这里主要指的是1956年至1957年间一度风靡的“干预生活”的文学,以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等小说为代表,锋芒直指现实中的官僚主义弊端,富有批判现实的忧患意识。这些作品虽然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无理批判,却体现出那个年代里批判现实主义的悄然回归。这些作品到了新时期重见天日,并开启了新时期文坛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强势回归势头——从王蒙的《风息浪止》、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到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李佩甫的《羊的门》……从当年满腔热忱地“干预生活”到新时期对于“官场”的审视、对于政治改革的焦灼呼唤,其间可谓有联系也有超越。另一部分“另类”写作则是“文革”后期产生的“地下文学”,其中既有在新时期开辟了诗歌创作新时代的“朦胧诗”(以食指、顾城、舒婷等人的诗歌为代表),也有一度只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到了新时期才面世的小说(以赵振开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为代表)。在这些作品中,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已经悄然归来。“另类”写作的产生与传播表明:自由的心灵终会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此说来,前三十年的文学其实绝非单一的色调。中国古典文学的源远流长,在历史小说、历史剧、古体诗(例如、赵朴初、聂绀弩等人的作品)、诗化小说(如孙犁、刘绍棠等人的小说)中延续、发展;现代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现代主义精神也在“干预生活”的文学和“朦胧诗”中顽强地保存了下来。而这一切,又与那一代人对于革命的讴歌、对于平民英雄的赞美,以及对于“国民性”的重新认识、对于新生活的真诚描绘一起,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和有待进一步展开的研究话题。

  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成就当然超过了前三十年。因为思想解放,才有了百花齐放,有了各种文艺思潮的此起彼伏、互相激荡,有了文学新人的层出不穷,各领风骚若干年,其中多人荣获国际文学大奖,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举世瞩目,自不待言。那么,这四十年的成就与现代文学三十年相比呢?在我看来,这四十年的文学成就,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现代文学所不及的。

  首先是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井喷”奇观。自从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出版之后,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接连问世——从讴歌农民起义的《九月菊》(杨书案)、《义和拳》(冯骥才、李定兴)、《太平天国》(张笑天)到塑造士大夫形象的《孔子》(杨书案)、《白门柳》(刘斯奋)、《杨度》(唐浩明),还有讲述帝王将相风云业绩的《曾国藩》(唐浩明)、《张之洞》(唐浩明)、《少年天子》(凌力)、《金瓯缺》(徐兴业)、《唐明皇》(吴因易)、《康熙大帝》(二月河)、《武则天》(赵玫)、《大秦帝国》(孙皓晖)……它们不仅填补了现代文学缺少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也汇成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股创作热潮。这股热潮表明:当代作家们在彰显民族魂上有共识,那股为英雄谱写的历史而自豪的恢弘气势,与现代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寻根”。如果说,1985年兴起的“寻根热”主要是从民间文化中寻找中华民族的浪漫情怀(如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莫言)、坚韧品格(如阿城、郑义),那么,一直佳作不断的“长篇历史小说热”则不断强化着这个民族的英雄崇拜、狂放情怀。而且,这些历史小说也成功地回答了一个学术问题:当代有没有“中国史诗”?尽管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确常常存在“半部杰作”的缺憾,与外国长篇小说经典(从《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卡拉玛佐夫兄弟》到《静静的顿河》)相比,少了几分恢弘的气势和人性的深度,但这一问题在长篇历史小说中却不存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风起云涌的历史故事为长篇历史小说提供了现成的丰厚题材,使作家们在描绘历史风云方面得天独厚、游刃有余。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常常也是优秀的“政治小说”。中国文化的政治色彩一直浓厚,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到道家“无为而治”“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深刻思想,都体现出特别的政治情怀。而无论是帝王将相之间的激烈权力斗争,还是士大夫之间的残酷“党争”,或者是农民义军的忽兴忽亡,都留下了许多慷慨悲歌与惨痛教训,启迪后人不断反思:为什么为了权力,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母子之间、朋友之间竟然爆发出你死我活的血腥冲突?为什么怀抱伟大政治理想的人杰到头来常常深陷官场泥淖、难敌对手掣肘,壮志难酬?为什么明知仕途多舛,曾国藩、张之洞还是自强不息、长袖善舞、谱写出感动后人的壮歌?他们的政治智慧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儒家思想、士大夫智慧绝非只是空洞的说教。

  除了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当代乡土小说的一大特色也是政治色彩十分突出。在《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艳阳天》(浩然)这些“红色经典”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农民”形象的突出标志是政治觉悟的明显提高。这些形象虽然囿于时代的局限,常常显得性格单薄,远不如那些“中间人物”可亲可近,但其实也是那个年代许多努力奋斗的先进人物的真实写照。时过境迁,到了新时期,在《回声》(韩少功)、《河的子孙》(张贤亮)、《浮躁》(贾平凹)、《古船》(张炜)、《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白鹿原》(陈忠实)、《羊的门》(李佩甫)、《向上的台阶》(周大新)、《玉米》(毕飞宇)、《生死疲劳》(莫言)、《农民帝国》(蒋子龙)、《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刘万福案件》(邵丽)……这些作品或旨在反思政治运动扭曲人性的悲剧、或聚焦农民在政治风暴中求生存的机智活法、或探讨底层农民在绝望中沦为罪犯的心理轨迹,都显示出当代乡土小说不同于鲁迅、沈从文、萧红等人的现代乡土小说的明显特点:农民与乡村政治的关系显得那么错综复杂、那么不可思议。为什么家族之间的矛盾常常难以调和?为什么“土皇帝”的权力那么强大?为什么在解决了温饱以后开始的乡村基层民主改革尝试不时会遭遇始料未及的挑战?当代乡土小说比起现代乡土小说来,政治色彩增添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2008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来华访问,将《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版赠送给时任中国总理的,就很能耐人寻味。

  此外,这四十年里,“官场小说”的“井喷”也特别引人瞩目。“官场小说”显然是“政治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蒙1956年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干预生活”的力作,其实也开启了当代“官场小说”的先河。只是一位青年在组织部与官僚主义的较量显得那么势单力薄,而他的领导刘世吾的暮气沉沉却那么发人深省:为什么积极创造了新生活的干部会在官场上渐渐看淡了世事,包括自己的职责?王蒙在新时期复出后发表了更多的“官场小说”——《风息浪止》《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一嚏千娇》《踌躇的季节》……时而调侃,时而喟叹,时而夸张,时而迷惘,都曲尽其妙,耐人寻味。后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写出了“官场小说”的新篇章——《官场》系列(刘震云,包括《官人》《单位》《一地鸡毛》)、《国画》(王跃文)、《大雪无痕》(陆天明)、《沧浪之水》(阎真)、《女同志》(范小青)、《我的生活质量》(邵丽)、《驻京办主任》(王晓方)、《二号首长》(黄晓阳)……有的立意在嘲讽,嘲讽中不时透出叹息;有的聚焦于暴露,暴露中传达忧思:官场是如何使人性异化的?官场的种种痼疾表明了什么?由此可以联想到历史小说《曾国藩》《张之洞》中对残酷政治斗争的深刻描写。

  于是,在长篇历史小说、乡土政治小说和官场小说的汇流处,我们看到了当代“政治小说”的声势浩大。曾记得,新时期伊始,人们痛定思痛,呼唤文学摆脱政治的束缚,然而,新时期“政治小说”的兴旺发达却提醒人们:中国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实在复杂、纠结。中国人的政治关怀、政治矛盾,是历代文学常常绕不开的创作题材。

  乡土小说之外,当代都市小说的繁荣也超过了现代文学。现代都市文学中,“京派”的古朴、冲淡与“海派”的新锐、热闹各有千秋,而且产生了茅盾的《子夜》、老舍的《四世同堂》那样充满都市生活气息的厚重之作,但只有到了新时期,都市文学的繁华才显示出百花争艳的气势来——从陆文夫、范小青的“苏州故事”(如《美食家》《瑞云》)、叶兆言的“南京故事”(《夜泊秦淮》系列)、池莉的“武汉故事”(《不谈爱情》《生活秀》)、王安忆、卫慧的“上海故事”(《长恨歌》《上海宝贝》)、慕容雪村的“成都故事”(《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文夕的“深圳故事”(《野兰花》《罂粟花》)、何顿的“长沙故事”(《黄埔四期》《幸福街》),到冯骥才、林希的“天津故事”(《怪世奇谈》系列、《蛐蛐四爷》)、贾平凹的“西安故事”(《废都》《白夜》)、刘心武、叶广芩的“北京故事”(《钟鼓楼》《采桑子》)……都写出了各地的世态人情、风物奇闻,写出了民间千姿百态的活法与忧乐。这些当代的都市故事,与那些记录各地都市文化风情掌故的“大散文”(如流沙河的《老成都》、陆文夫的《老苏州》、贾平凹的《老西安》、叶兆言的《老南京》、池莉的《老武汉》、于坚的《老昆明》、韩作荣写长沙的《城市与人》等等)一起,组成了中国都市文学的壮丽画卷。其中浸透了当代作家对老都市(也是一种故乡)的怀旧情感,也折射出中国都市文化的五光十色、气象万千。随着老都市的巨大变化,这些老都市的故事愈发显示出可贵的文化意味——记录民间历史,寻觅中国城市文化的根。这些都市文学的趣味性与乡土文学的政治性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代乡土小说的深刻政治意味和当代都市小说的斑斓文化异彩,都是当代文学超越现代文学之处。

  再看看当代女性文学的百花盛开。现代文学有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的名篇影响深远,而当代女作家虽然在革命年代已有杨沫、草明、刘真、茹志娟等崭露头角,但除了杨沫的《青春之歌》,其余的作家似乎并没有产生强大的气场。一直要到1980年代以后,女性文学才显示出空前壮大的阵容,并且涌现出了大量毫不逊色于前辈的优秀篇章——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无字》、王安忆的《长恨歌》《启蒙时代》、毕淑敏的《红处方》、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叶广芩的《采桑子》、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妇女闲聊录》、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笛安的《南方有令秧》、盛可以的《息壤》……无论是写社会的巨变,还是写情路的坎坷,或者是描绘女性命运的起伏跌宕、文化心态的复杂多变,抑或是揭示女性与政治的种种纠葛(例如铁凝的《玫瑰门》、赵玫的《武则天》《上官婉儿》、王安忆的《长恨歌》、范小青的《女同志》、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都常常能够既写得回肠荡气又入木三分。她们不约而同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群星灿烂的黄金时代。与同时代西方女权主义写作张扬个性、挥洒个人生命意志的潮流相比(如伍尔芙的《达洛威夫人》、杜拉斯的《情人》、萨冈的《你好,忧愁》等等),中国女作家不仅阵容强大,而且在多产、描绘人生、社会、文化的丰厚底蕴方面,显得更加大气,那些名篇是可以与波伏娃的长篇回忆录、苏珊·桑塔格的《在美国》、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等等深刻洞察女性命运的优秀作品相媲美的。

  当代女性文学的空前繁荣表明:虽然中国社会素有“重男轻女”的偏见,但从花木兰到“杨门女将”到“红色娘子军”的传说也早已让“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秋瑾诗句)的精神深入女儿心,使她们不甘只是做“贤妻良母”,而要自强不息。然而,值得研究的是,尽管女性解放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尽管“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也尽人皆知,但女性文学的繁荣一直要到1980年代才开始成为热点话题,这一现象深藏玄机。如果说,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的东渐为中国的女性文学注入了“身体叙事”的勇气,那么,当代女作家在写政治、写历史、写社会等方面的佳作不断,才思、笔力均有上佳表现,则与改革开放年代里人们思想的空前开放密切相关。政治地位的提高不一定必然导致文学水平的提升。只有思想解放、心态自由,才能产生文学的繁荣。

  再放眼海外华文文学的辉煌。在海外,虽然早就有程抱一(旅法作家,法兰西学院首位华裔院士)、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赵淑侠、汤亭亭等作家持续书写着华人浪迹天涯、同时怀念故土的动人故事,但一直要到1980年代以后,从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作家才同时在西方文坛和大陆文坛开始了令人振奋的“造山运动”——苏炜的《远行人》、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卢新华的《细节》、阎真的《曾在天涯》、张翎的《金山》、陈谦的《无穷镜》……都是中国大陆人凭着勇敢、吃苦耐劳的品格闯荡世界、各有创获的远行记录,是中国人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动人故事,同时也常常浸透了伤感的苦涩。而哈金的《等待》《在红旗下》、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裘小龙的《红英之死》则讲述的都是中国大陆的故事,体现出中国大陆的苦涩记忆在海外文学中的重要分量。这些作品,连同贾平凹、莫言、余华、苏童、曹文轩等人在国际文坛上荣获大奖,连同张艺谋根据当代文学名篇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还有陈凯歌根据香港当代文学作品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等等屡获世界影坛殊荣一起,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饮誉国际影坛的潮流。而这样的辉煌,显然是现代文学也不曾拥有的。

  然后,再看非虚构文学的洋洋大观。当代思想解放、文学解放的浪潮中产生了非常厚重、具有史诗气势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如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就是全景式报告文学的经典,其中浸透了对于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的厚重思考,影响所及,发表二十二年后,还为汶川大地震中的救援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也是全景式描绘辽沈战役的史诗之作,开辟了反思战争的新思路。邓贤的《大国之魂》追思当年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光辉业绩,连同后来发表的长篇抗日题材纪实力作《落日》《黄》一起,以沉雄的笔力、壮伟的气势,写出了抗日战争的悲壮与惨烈,在众多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另一方面,知青出身的他还以《中国知青梦》《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等笔力遒劲的作品为多灾多难的知青运动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恢弘篇章。这些具有史诗气势的全景式纪实力作显然是现代文学缺少的。

  应该特别提到“70后”作家丁三的长篇纪实之作《蓝衣社碎片》《精卫填海》,其中披露了民国史上两段令人感慨的往事:一群富有血性的黄埔青年发起的秘密组织,立志为 “复兴民族”而献身,却阴差阳错蜕变为独裁者的工具;一个曾经的热血青年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变脸成为汉奸。两部作品都富有历史的沧桑感,也浸透了后来人对历史的深刻追问。

  写出历史的另一面,写出鲜为人知的世事百态、历史玄机、人生哲思,也就写出了当代人对历史的新认识、新感悟。历史充满了偶然,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种种欲望与算计、较量与博弈,以及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因此,历史才是所有人共同创造的、充满了变数与不可知的发展趋向的复杂活动,才格外丰富多彩、出人意料也扣人心弦。

  1980年代末百家文学期刊共同推出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的壮举,再加上众多描绘各地文化的精彩之书(如马丽华描绘西藏风情的《藏北游历》《西行阿里》,胡平感慨江西文化历史的《千年》,还有叶广芩的《小县城》和于坚的《建水记》那样为一座县城立传的书……)纷纷问世,以及众多的优秀人物传记(如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钱理群的《周作人传》、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都汇成了当代非虚构文学的汹涌大潮,其势之壮伟,也都成就了现代文学难以企及的辉煌。

  此外,还有不应该忽略的网络文学。迟至1990年代末才悄然兴起的网络文学,很快就成为广大青年写手的追求目标与精神乐园。从邢育森的《活得像个人样》到安妮宝贝的《莲花》、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都表现出网络文学关注当代人多种活法的新奇目光,而今何在的《悟空传》、宁财神的《武林外传》、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则是网络写家从古代文学和历史汲取灵感再创作、赢得超高人气的名篇,那种插科打诨、含沙射影、恣意狂欢、锐意求新的风格,一直影响到广大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情感心态。还有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也引领了众多网络写家进入悬疑、探险的幽深境界,以躲避现实的平庸与无奈。这些网络文学的名作与“新武侠小说”(代表作家如步非烟、小椴等)一起,使网络文学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异彩,也折射出当代青年逃离现实重负、逃匿于想象世界的复杂心态。特别令人惊叹的是,网络文学拥有非常庞大的作者阵容与“粉丝”大军,其人数之众不仅与“纯文学”期刊读者群的下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使“文学已经衰亡”的叹息不攻自破。当代的“网络文学热”令人不禁想起1980年代的“校园文学热”,都是群众性文学运动的典型案例。时代变了,文学的作用与影响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大众热爱文学、积极参与文学的热情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在任何时代,文学都是成功的路径之一,也是最受到大众喜爱的精神食粮。

  此外,还有儿童文学、校园文学、科幻文学的百花齐放,其势之盛,浩如烟海,难以尽数。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新中国文学”的七十年,虽然缺少鲁迅、郭沫若、林语堂那样的大师,仍然是中国文学史上英才辈出、佳作纷呈、成就斐然、热热闹闹的一个时段。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从多角度、多层面不断总结、深入探讨。

  如此看来,当代文学七十年有独具的光彩、辉煌的成就,有现代文学不可及之处。虽然从政治上看,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当代文学七十年是两重天,而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文学思潮的勾连与延伸、蜕变与发展却常常显得峰回路转、似断实联。尽管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格局空前壮阔,众多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也都难以尽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坛上新潮此起彼伏、新人英才辈出的气象万千、光怪陆离、林林总总,由此可见梳理之不易、概括之难。由此可见,深入总结当代文学丰富的历史经验,认真开展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同时好好探讨其中的教训,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更严峻的问题是,随着电子时代、“读图时代”的到来,影视已经越来越成为广大青年的兴趣所在,许多人因此疏远了文学经典,网络也以种种社会奇闻、泡沫化信息吸引大众的眼球,迎合着大众的趣味。加上一些知名作家写出了水准明显下降的作品,加上评论界的泡沫化言论,还有文学期刊订数的严重下滑,都使得文学事业的发展呈现某种颓势。文学也许不会衰亡,但会不会在影视与网络的夹击下难以重现曾经的辉煌?有鉴于此,这些年提倡读经典的呼声在高涨,有些大学文学专业也开办了“创意写作”课程,为培养文学新人开辟新的空间。但这样的努力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能有成效?还得走着瞧。

  往前看,“新中国文学”八十年的里程碑已经在望。十年后,我们还会发现怎样的文学景观呢?“天意从来高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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